推进共建“一带一路”要有持久战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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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国家形象现在出现了“大分化”。一方面，在西方国家眼中，中国的崛起显得咄咄逼人，给他们带来了威胁，他们因此就不断通过媒体来对我们进行抹黑和打压，使得我们的国家形象受损严重；另一方面，在“一带一路”国家，中国的国家形象就非常好，这也是“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外溢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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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7日至18日，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主题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携手实现共同发展繁荣”。
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之际，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薛力研究员就一带一路”倡议这十年来取得的成就，当下所面临的挑战，展望未来的前景等话题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以下为访谈全文：
薛力：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动因是什么？
王文：主要有三点原因。第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是希望借“丝绸之路”这个概念来唤起整个欧亚腹地的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对于其自身繁荣历史的回忆，为进一步实现共同合作、互利共赢找到历史依据。
第二，中国在成为全球GDP第二大国后并没有立即提出一个清晰的对外战略和设想，外界对中国的动向也并不明确。“一带一路”的提出为中国在对外发展领域提供了清晰的目标和导向，能够向世界表明中国在未来要做什么。
“一带一路”的提出也是我们在重塑全球治理进程中不断努力和探索的重要体现。
薛力：您对共建“一带一路”十年的整体评价是？
王文：如果可以打分的话，我觉得“一带一路”整体可以打85分。即使到不了A+，A-的分数还是有的。
首先，“五通”的进展总体而言还算顺畅。我们与150多个国家实现了贸易畅通，在10年间翻了一番。在金融领域，我们现在也有超过4000个项目，有近5万亿的项目额度，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也在不断推动。
其次，“一带一路”拓展并重塑了中国的世界观。过去我们关注并了解的大多是一些欧美等西方国家，现在有了“一带一路”，我们的国际视野也变得更为开阔，更多来自中东、非洲和中东欧的国家开始进入我们的视野，这也让我们的世界观变得更加完整。
“一带一路”的提出让中国的经济贸易呈现出了“再平衡”的趋势。以贸易领域为例，在“一带一路”提出前，美国占到我们贸易总量的20%，欧洲占到17%-18%，日本也能占到超过10%，总体而言西方国家的贸易占比能够达到60%左右。但10年后的今天，西方七国对我们的贸易占比已经下降到了30%左右，比之前少了近一倍，因为我们目前更多倚重于亚洲贸易，现在亚洲贸易能够占到大概55%。这就是“再平衡”的体现。现在我们与俄罗斯的贸易也起来了，能够达到2000多亿，我认为今年可以到2500亿，明年可能到3000亿，2025年前后中俄贸易甚至可以超过中日贸易。
薛力：真的有这么大的潜力？
王文：是的。
薛力：我们过去主要的贸易合作不是油气跟资源吗？您认为现在的潜力具体体现在哪方面？
王文：潜力还有很多，比如制造业，俄罗斯现在是我们汽车出口的第一大国。过去，俄罗斯买汽车、手机等产品都是买欧美国家的，现在被制裁后全部都要买中国的，实际上这就是经济贸易的“再平衡”。另外，我们国内西部地区的发展也出现了这个趋势，这10年来成都、重庆以及新疆的一些城市发展迅速，这不只是国内经济的“再平衡”，也是中国对外经济的“再平衡”过程。
薛力：您走过100多个国家，觉得这些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整体评价如何？
王文：我觉得整体评价大概分三类。第一类就是“无保留的拥抱”，比如巴基斯坦和塞尔维亚，只要是来自中国的就积极合作。
第二类是“有条件的合作”，像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以及中亚的这些国家，它们是在互利共赢、相互信任的基础上进行全面对接。
第三类就是“全面的抵制”，比如印度，印度现在是全世界最抵制“一带一路”的国家，比美国还抵制。在美国的媒体上至少还可以提起“一带一路”，但在印度的媒体上，坚决不能出现“一带一路”这个说法。
薛力：他们有这个默契还是政府明确规定不许提？
王文：政府明确规定不许提，在印度不可能有任何一个研讨会的名字是“一带一路”。我们曾经几次向印度的智库提出要开“一带一路”的会议，印度的智库明确地说讨论中印合作可以，但标题不能叫“一带一路”，可以改成“互联互通”（Interconnection)。
薛力：印度抵制主要是因为克什米尔还是有其他原因？
王文：主要还是因为“中巴经济走廊”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提出。印度认为我们事先没有跟他们商量，缺少对他们的尊重。同时，他们也认为“一带一路”侵犯了他们在南亚的势力范围。
薛力：“一带一路”推出后，中国的外交政策发生了哪些变化？
王文：“一带一路”提出后，中国的外交政策真正走向了全球性大国外交，是“外交再平衡”的体现。过去，中国外交过于偏向美国和欧洲。现在有了“一带一路”，外交更加平衡了，虽然美国仍然是最重要的国家，但它的重要性在下降。我们外交的关注点、精力的投入以及资源的运用也更加侧重一些“一带一路”国家。
薛力：“一带一路”推出后中国的国家形象有什么变化？
王文：过去，我们过于关注在西方国家中我们的国家形象是怎样的，而在“一带一路”提出后，特别是伴随着外交上的转向，我们也开始更多关注全球到底是怎样看待中国的。我们最近刚做完一个项目，探讨的问题就是中国的国家形象现在出现了“大分化”。一方面，在西方国家眼中，中国的崛起显得咄咄逼人，给他们带来了威胁，他们因此就不断通过媒体来对我们进行抹黑和打压，使得我们的国家形象受损严重；另一方面，在“一带一路”国家，中国的国家形象就非常好，这也是“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外溢效果。
薛力：我顺便问您一个问题，您原来提到过“债务陷阱”，根据我的一些分析，其实有关“债务陷阱”的说法是缺少数字支撑的，您是否做过相关的专题研究来证明这种说法本身就是一个话语陷阱？
王文：当然了，“债权帝国主义”这个词最早就是我翻译的，叫Creditor Imperialism,是印度学者布拉玛·切拉尼（Brahma Chellaney）在2017年首先提出的，之后又有了“债务陷阱”的说法，我也曾写过文章进行反驳。
薛力：先有“债权帝国主义”后有“债务陷阱”。
王文：对。
薛力：他提出这个概念的时候只是coin the term（生造概念）吗？还是有数据支撑？
王文：他也没有数据支撑，我觉得他完全就是臆断。我们后来还专门做过一些研究，其实中国的债务在“一带一路”国家的平均值也就在10%-15%左右，所以当地国家绝大多数的债务跟中国几乎没关系。更重要的是，这些国家对于中国的债务是具有可持续偿还能力的，中国的投资主要集中于基建领域，当地的地价会随着交通、环境的改善而不断上涨。对中国创造“债务陷阱”的指控完全是无稽之谈。
薛力：中国新时代的外交概念，包括“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伙伴外交、全球治理等有何关系？
王文：我认为“一带一路”是过程和路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目标和结果。有关这方面的内容我在同刘伟校长合著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视阈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一文中有具体论述。
薛力：“一带一路”共建过程中，主要遇到哪些挑战？
王文：主要面临三大挑战。首先是“知识挑战”，多年来，我们了解的知识都是美国和欧洲的知识，但对“一带一路”国家了解甚少。所以，尽管“一带一路”已经走过十个年头，但我们对它仍只是有一个模糊的概念。我们每天都在报道美国、欧洲、日本的东西，但对于“一带一路”国家的基本国情、发展状况等内容却缺乏报道和普及，这导致我们在和“一带一路”国家进行贸易往来时会产生巨大的阻碍。以俄罗斯为例，其实我们对俄罗斯根本就不了解，很多人现在都认为俄罗斯不行了，认为俄罗斯现在很危险，但我去年去了俄罗斯的21个城市，也见到了普京，我的总体感觉是俄罗斯还是非常稳定的。
第二个挑战是“运营能力的挑战”，不论是战略运营、区域运营还是项目运营都存在比较大的问题。现在我们的企业出去之后基本都是各干各的，不善于像日本那样搞公共外交、民心工程。
最后一个挑战是“国内挑战”。中国国内的经济下行压力越来越大，这会影响到“一带一路”在海外的发展形势。
薛力：对下一步推进“一带一路”有何建议？
王文：我们还是要有一种“持久战”的心态。“一带一路”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是我们有史以来提出的第一个也是最大的全球性产业。这么大的一个产业到今天也才刚刚经历过10年，坦率地讲我们对它还没有完全搞清楚，还需要时间去深化它。如果我们能以一个40年、50年甚至100年的思路来建设“一带一路”，我相信很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所以，我最大的一个建议就是要放慢脚步、稳扎稳打、追求高质量发展、保持一颗平常心。
薛力：您曾经说过，其实在“一带一路”项目中真正亏钱的是少数，大部分还是可以的，有的则是“闷声发大财”。有关这个问题您是否做过专门的研究？
王文：大致是有的，过去10年，我曾到访过近100个国家，整体上至少有三个趋势是肉眼可见的。第一个趋势是，到“一带一路”国家经营的公司和个人越来越多，如果总是亏钱的，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人去呢？第二个就是“民心式”的工程在这些年越来越多了，现在包括中老铁路、蒙内铁路、雅万高铁在内的“民心工程”不断涌现，如果它本身是失败的，绝不会出现这么多的“民心工程”。第三，中国企业的全球化进程是没有改变的，民企和国企都在不断国际化。
所以，这三方面趋势证明“一带一路”还是挣钱的，那些说它亏钱的是不符合常识的。当然，也有学者提出“一带一路”风险大，这种说法对不对？对，但这只说对了一半，因为风险往往也意味着利润，在经济学中利润是跟风险成正比的，而且往往是风险越高利润就越大。
薛力：国企与民企如何在“一带一路”共建中更好发挥互补作用？
王文：国企和民企都是“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最重要的力量，也都应该是平等的力量。所以我认为首先就是二者之间要互帮互助、抱团取暖。
薛力：目前已经开始这么做了吗？
王文：我觉得目前开展协作的有，但仅限于那些大民企和大国企之间，而小民企却总是被国企看不起。
我认为我们的金融国企在海外应该给民企提供一些金融支持和金融服务。我也呼吁国家应该给予民企更多支持。
薛力：NGO如何参与“一带一路”共建？
王文：中国的NGO在海外基本上没有起作用。主要原因在于NGO在中国并不受鼓励，实际上一些NGO更多的还是GO。理论上讲NGO本身在国内就不发达，所以到海外去就更不能期待它起什么太大的作用了。
薛力：高校与智库应如何参与“一带一路”？
王文：我认为主要有三点。
第一点就是关于“一带一路”国家的人才培养，你像我们人民大学就建立了丝路学院，每年都会招几十个学生。
薛力：本科生还是研究生？学制是多久？
王文：两年制的研究生，给硕士学位，面向全世界招生。我们会给他们提供竞争性的奖学金，大概有一半的学生可以拿到奖学金。
薛力：是不是有些学生拿不到奖学金也愿意来？
王文：也愿意，中国人民大学的硕士学位还是有吸引力的。当然，我提到的人才培养也包括对本国的人才培养，我们需要教授给他们更多关于“一带一路”的知识。
第二点是智库还要做更多的国际传播和宣讲，这一点大家也都在做。
最后一点是要做理论上的深化研究，我现在就在做“一带一路学”，也提出了7个要点。要弄清到底什么是“一带一路学”，什么是“一带一路”研究，“一带一路”属于经济学范畴还是政治学范畴？还是安全学范畴抑或是管理学范畴？
薛力：您是准备写一本书么？
王文：在思考这个问题，也写了一些小文章。实际上理论深化就是制度研究的重点。
薛力：您有什么其他补充观点与建议？
王文：如果有一点要补充的话，我想聊一下如何讲好“一带一路”的学人责任。“一带一路”为我们这批学人提供了一个更好的国际化机会，同时也倒逼我们前进。过去，大批中国学者都是在拾西方的牙慧，沿着西方的文献抄抄补补，缺少自己的原创知识和话语权。“一带一路”提出后，这种学术上的逆差得到了扭转，我们开始向外传播我们的知识，我们的知识也开始变得有价值了。
薛力：您刚才提到了学者的责任，您原来是一个知名报纸的名编辑，然后又主持一个智库的运作，人大重阳的影响力不必多说。那么，您对于自己的定位是怎样的？您同“一带一路”的关系又是怎样的？
王文：其实我并没有想那么远，我认为这就是一份工作，我要把它做好。过去在媒体是为国家呐喊，现在则是为国家思考，工作的性质没有发生变化，变化的只是岗位。我们这一代人要为下一代更强的中国知识分子铺路架桥，要做好他们的榜样。我们把目前的工作做得更扎实一些，后人才能更好地乘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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